[摘要] 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建设和谐社会进行研究并通过重要决议，具有重要意义。而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这将对政府公共管理提出很高的要求。为此，本文提出应当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克服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，应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，提高政府效率等政策建议。

（中经评论·北京）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建设和谐社会进行研究并通过重要决议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，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和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，反映了社会需求升级的客观现实，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外在反映。而构建和谐社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这将对政府公共管理提出很高的要求。

　　一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克服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问题

　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要求把政府职能转到服务、协调和市场监管等方面，政府应致力于维持市场秩序、纠正市场失灵、降低交易成本、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。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，经济运行是靠指令性计划驱动的，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和调度必须高度统一的内在要求，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必然是“集权”的，并且权力集中在政府（最终在中央政府）手中。企业也不是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，而是政府总体计划盘算中的棋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，必然是大量而广泛的。即便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企业独立经营的地位得到确认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。这不仅体现在部分竞争性行业（企业）、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、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，也体现在越规减免税收、降低环保标准、干预信贷、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等领域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政府的监督、管理和服务在许多方面又明显不足。改革开放激发了经济活力，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，但社会差距也在拉大。只有按照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的原则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，大力发展教育、卫生等社会事业，使财政资金分配向社会事业倾斜，才能使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。在这些方面，我国的差距还很大。例如，我国虽然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，但落后地区受财力所限，其发展成果仍不稳固。公共医疗体系受市场经济冲击，医疗卫生资源向城市和大医院集中，农村居民难以得到必要的卫生保健服务。随着经济快速增长，向自然界排放的废弃物也迅速增加，但政府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却严重不足。

　　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，使政府一方面花费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去做不该做，也做不好的事；另一方面对该做好的事却缺乏足够的支持力度。应以深化审批制改革为切入点，推动政府管理由经济可行性审批转向强化社会性规制，不断加强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、生产技术、产品质量、食品卫生等标准方面的职责，强化政府在保护环境、发展教育、科技、公共卫生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功能，推动政府向“公共服务型”政府转型。

　　二、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，提高政府效率

　　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，更需要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，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。要建立多形式的决策咨询和决策信息支持系统。对于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，要广泛征询意见，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。对于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，则要增加透明度，通过公示、听证等办法，扩大公众的参与。专业性、技术性强的重大事项，则要组织专家论证、进行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。

　　管理手段落后，人浮于事，也导致政府效率低下。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政府调节不再主要依靠行政命令，而是通过财政、货币、汇率等政策引导各市场主体（企业、家庭）改变其行为，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。但受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，许多领导仍习惯于“为民做主”，并借助行政命令进行推动。结果，许多政府项目缺乏公众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，只能冷清收场。不同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，特别是基层政府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责，却不拥有相关财权，这是我国公共事业发展不均衡、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不同级政府围绕政府投资项目反复“钓鱼”，既造成内耗，又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许多发达国家在提高政府效率方面，探索出了很多好的做法，如绩效管理、权力下放、服务外包、以及建立电子政府、开展网络化办公等，这些经验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吸取。

　　三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，为完善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表达、利益协调机制奠定制度化基础

　　完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，一个办法是在作决策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。另一个办法就是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。

　　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把社会简单概括为两部分，一头是政府，一头是市场主体，如企业、家庭和个人。事实证明，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今天，政府很难直接面对众多的企业、家庭和个人提供管理和服务。必须发挥社会中介组织（如行业公会、合作组织、专业团体、各种智库）在协调、沟通、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。同时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也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，维护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力量均衡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。如单个消费者单枪匹马向生产厂商维权，往往费时费力，交易成本很高，成立消费者协会就可以大大降低维权成本，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；在民营企业内建立健全的工会组织，也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组织化程度，抵制雇主侵害员工合法利益的行为。在这些中介组织发展不足的情况下，各级政府更要自觉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，而不是一味地“傍大款”。当前，要特别注重保障失地农民获得合理的补偿，注重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，注重保障雇员获得最低标准的工资、拥有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，保障雇员合法休息的权利不受侵犯。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，以实现劳资两利。

　　当前，全国上下都在讨论如何建设新农村的问题。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。小农耕作的农民要进入市场，面临信息缺乏、抗风险能力弱、谈判能力低下等多重因素的制约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，我们更要鼓励发展专业化生产合作社组织，帮助农民克服信息闭塞、谈判能力弱的问题；更要完善科技推广体系，协助农民采用新的生产技术，引入新的生产品种；更要改革和发展农村金融体系，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。在浙江温岭地区，蓬勃发展的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发展产业化经营、增加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支撑。有一个西瓜合作社，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就树立了品牌，建立了上万亩的生产基地，年利润1千多万元，成为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致富的典型。在一些地区，政府扶持“三农”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政府直接帮扶农民，由政府直接决定实施哪些项目，帮扶哪些农民。这种自上而下的帮扶，大多属于典型性的，是“点”上的帮助，而不是覆盖全局的“面”上的帮扶，既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也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。

　　四、大力弘扬自强互助的道德新风尚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

　　构建和谐社会，不仅是政府的责任，更要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。当前，我国的综合国力还很弱，人均GDP尚不足2000美元，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，仅仅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，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，不断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。

　　要积极引导社会捐助行为，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乐善好施、扶危济困的传统。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社会捐赠行为也在不断增加。在浙江，许多企业和致富能人致富不忘邻里，不忘家乡，积极为新农村建设捐资捐物，推动了农村面貌的变化。我们要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，宣扬正确的财富观，并出台相关鼓励措施，对慈善和社会捐赠行为进行积极引导，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补充力量。